戈洛
  “毒草櫃”是二戰後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的發明,當時針對的是納粹和軍國主義的書籍。1946年5月,該委員會要求必須銷毀此類圖書。銷毀這些圖書意味著歷史研究的原始資料從此消失,於是各國圖書館館長進行抵制。當年8月,管制委員會補充條款准許“拿出一定數量的樣本免予銷毀”,並“保存在特殊地點”進行嚴格監管。
  不過,不到幾年就不了了之的盟國管制委員會的這紙圖書禁令,卻被前東德繼承了下來——一系列的禁書被開列出來。從1961年起,“毒草櫃”這個名字在東德國家圖書館擁有了一個委婉的名稱:“特殊科技文獻部”,專門收羅各種“禁書”作為史料,但禁止普通讀者閱讀。
  《民主德國的秘密讀者》(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10月版)收集的,就是這一段特別的歷史。這是一部各種秘密閱讀、傳播的歷史檔案,揭開了文化史上極端愚昧的一頁。“當時的審查是如此縝密如此滴水不漏,比它的孿生兄弟‘柏林牆’還要嚴密。”一位讀者這樣評價。這樣的封堵甚至比納粹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於是,閱讀——這一種公共文化生活方式,從此轉入地下。
  卡爾·麥(1842-1912年),德國著名探險作家,被譽為“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虛構小說家”。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曾經這樣評價卡爾·麥:“我的整個青少年時代都受他影響,即使在今天,每當我感到孤寂無望時,他仍是那麼的親近於我。”但是這位小說家的作品始終遭受著不公正的對待。納粹時期,戈培爾稱卡爾·麥為馬克思主義作家而應該被禁止;東德時期,又被稱為“低俗的英雄主義者”而再次受到封殺。作家的和平主義精神他們都視而不見。
  從1962到1979年,一個名叫海因茨·蒂姆勒的普通職員,用自己的打字機複製他收集到的卡爾·麥的作品。而無數的東德人借到西德探親之際,也秘密運送卡爾·麥的作品。閱讀“禁書”成為一股潛流,卡爾·麥在東德的遭遇,正是無數的“禁書”作家命運的一個縮影。我們可以稱之為“地下傳抄,集體越軌”。
  2007年9月,一位曾經擁有長長的“禁書閱讀史”、後來的德國學者回憶:“一個人怎麼可以這麼喜愛圖書!我12年來都沒有電視機,不然沒有時間和精力來讀書。說句實話,電視看得太多,人也就和生活脫節了。”
  偷運之外,還有一種更直接的手法:“偷盜”。在萊比錫國際圖書展上,一些讀者把西歐的圖書順手牽羊帶走,此刻奇特的一幕就是,參展的西柏林出版人員假裝沒看見。而且,哪家出版社被偷越多,說明哪家的產品越好……看來,“讀書人偷書不算偷”這句話,在特定的情境下,放之四海而皆準。
  柏林牆沒有封堵住文化的悄悄傳播,反而愈演愈烈。前東德最後一位領導人昂納克曾經說:“柏林牆會一直存在50年、100年。”而歷史的弔桅之處就在於:你怕什麼,它來什麼。  (原標題:偷偷摸摸的讀書檔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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