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尚傢俱

　　戈洛
　　“毒草櫃”是二戰後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的發明，當時針對的是納粹和軍國主義的書籍。1946年5月，該委員會要求必須銷毀此類圖書。銷毀這些圖書意味著歷史研究的原始資料從此消失，於是各國圖書館館長進行抵制。當年8月，管制委員會補充條款准許“拿出一定數量的樣本免予銷毀”，並“保存在特殊地點”進行嚴格監管。
　　不過，不到幾年就不了了之的盟國管制委員會的這紙圖書禁令，卻被前東德繼承了下來——一系列的禁書被開列出來。從1961年起，“毒草櫃”這個名字在東德國家圖書館擁有了一個委婉的名稱:“特殊科技文獻部”，專門收羅各種“禁書”作為史料，但禁止普通讀者閱讀。
　　《民主德國的秘密讀者》(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10月版)收集的，就是這一段特別的歷史。這是一部各種秘密閱讀、傳播的歷史檔案，揭開了文化史上極端愚昧的一頁。“當時的審查是如此縝密如此滴水不漏，比它的孿生兄弟‘柏林牆’還要嚴密。”一位讀者這樣評價。這樣的封堵甚至比納粹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於是，閱讀——這一種公共文化生活方式，從此轉入地下。
　　卡爾·麥(1842－1912年)，德國著名探險作家，被譽為“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虛構小說家”。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曾經這樣評價卡爾·麥:“我的整個青少年時代都受他影響，即使在今天，每當我感到孤寂無望時，他仍是那麼的親近於我。”但是這位小說家的作品始終遭受著不公正的對待。納粹時期，戈培爾稱卡爾·麥為馬克思主義作家而應該被禁止;東德時期，又被稱為“低俗的英雄主義者”而再次受到封殺。作家的和平主義精神他們都視而不見。
　　從1962到1979年，一個名叫海因茨·蒂姆勒的普通職員，用自己的打字機複製他收集到的卡爾·麥的作品。而無數的東德人借到西德探親之際，也秘密運送卡爾·麥的作品。閱讀“禁書”成為一股潛流，卡爾·麥在東德的遭遇，正是無數的“禁書”作家命運的一個縮影。我們可以稱之為“地下傳抄，集體越軌”。
　　2007年9月，一位曾經擁有長長的“禁書閱讀史”、後來的德國學者回憶:“一個人怎麼可以這麼喜愛圖書!我12年來都沒有電視機，不然沒有時間和精力來讀書。說句實話，電視看得太多，人也就和生活脫節了。”
　　偷運之外，還有一種更直接的手法:“偷盜”。在萊比錫國際圖書展上，一些讀者把西歐的圖書順手牽羊帶走，此刻奇特的一幕就是，參展的西柏林出版人員假裝沒看見。而且，哪家出版社被偷越多，說明哪家的產品越好……看來，“讀書人偷書不算偷”這句話，在特定的情境下，放之四海而皆準。
　　柏林牆沒有封堵住文化的悄悄傳播，反而愈演愈烈。前東德最後一位領導人昂納克曾經說:“柏林牆會一直存在50年、100年。”而歷史的弔桅之處就在於:你怕什麼，它來什麼。　　（原標題：偷偷摸摸的讀書檔案）